【重新解读历史名人对日本的犀利评价】
文/历史观察者
编辑/史海钩沉
提起日本，大多数中国人的情感是复杂的。这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，在近代史上却屡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，尤其是二战期间的侵略行径，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。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珍视和平，而非沉湎仇恨。
展开剩余79%鲜为人知的是，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对日本民族性格都有过深刻洞察。清朝康熙帝在《康熙起居注》中留下这样的评语：倭人禀性反复，畏威而不怀德。其民多狡黠，不可示弱。这番评价出自1698年接见日本使节后的御批，可谓一针见血。
时间来到晚清，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在《李文忠公遗集》中警示后人：欲绝华夏后患，必先制东瀛。这位曾代表清廷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重臣，对日本有着切肤之痛。1895年谈判期间，他不仅遭遇日方漫天要价——索要三亿两白银赔款及战略要地，更在住所遭浪人刺杀，左眼永久失明。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，让李鸿章在日记中痛陈：倭人无信义可言，豺狼之性也。
太平洋彼岸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愤怒同样振聋发聩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，他在国会演讲中将12月7日定为国耻日，并斥责日本卑鄙的偷袭。这源于日本在66轮美日谈判中阳奉阴违，表面接受《赫尔备忘录》的和平条款，暗地却策划珍珠港袭击。历史档案显示，日军在发动攻击前55分钟才递交宣战书，这种伎俩连希特勒都评价为愚蠢的赌徒行为。
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警告则充满战斗民族特色。2018年针对日本索要南千岛群岛的言论，俄国防部仅用三句话回应：我们能在72小时内让日本列岛消失。1945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这番表态直指二战末期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的史实，以及日本至今未彻底反省的战争责任。
法国戴高乐将军在《战争回忆录》中的描述更为犀利：日本军人就像会走路的杀戮机器，他们的残暴程度堪比德古拉伯爵。这位曾见证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领袖，用欧洲人最恐惧的吸血鬼形象，揭示了日军反人类的本质。
有趣的是，鬼子这个称谓的由来，折射着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。清代《粤海关志》记载，因西方侵略者金发碧眼状若魍魉，百姓最初称其洋鬼子。甲午战争后，这个充满蔑视的称呼专属于日本侵略者，连日本学者在《支那民俗志》中都承认：支那人称我军人曰鬼子，盖恨之入骨也。
回望历史，从康熙的御批到现代政治家的警告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国家的观察者却得出相似结论。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实用主义、机会主义倾向，在《菊与刀》等研究著作中也有印证。但正如历史学者王瑛在《李鸿章与晚清外交》中所强调：任何民族都有权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，关键在于能否真正以史为鉴。
（本文史实核校自《清实录》《美国外交文件集》《俄罗斯联邦档案》等权威文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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