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粤语里,“生猛”这个词往往带有很鲜活的意味。比如说“生猛海鲜”,就是指那些活蹦乱跳、极具生命力的鱼虾蟹类。若是用来形容人,则通常是指年纪虽大却依旧精神抖擞、敢拼敢闯的人。
黎子流就是这样的“生猛”人物。1990年,他59岁,被任命为广州市长。按理说,这个年龄才晋升副部级干部已算偏晚,更何况他之前的仕途重心是在深圳,本以为那是终点,却突然被调到广州,担子更重。
黎子流早在1951年便投身土改,历经近40年才坐上广州这一大城市的最高行政岗位,可谓“大器晚成”。相比他曾担任过的江门市长,广州无论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分量都不可同日而语,这也让他最初颇感压力。他坦言:“刚当市长时,我不了解广州,广州也不了解我。”
当他喊出“十五年把广州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”的口号时,不少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。可事实是,经过整个80年代的高速发展,到90年代初广州已是全国第三大城市,仅次于北京、上海,经济活力甚至更胜一筹。然而尴尬的是,广州当时基础设施落后,连地铁都没有。原因在于:市财政捉襟见肘。1989年全市财政收入44.55亿,但上缴中央、省里25.86亿后,市里仅剩19亿多。对比之下,周边的佛山、中山、东莞等“小兄弟”反而比广州宽裕。
展开剩余74%面对质疑,黎子流说:“得唔得,不得就翻顺德。”这句顺德乡里的俏皮话,被他当作一种军令状:干不好,就回老家!
他身上有着典型的广式干部特质:学历不高,却思路活跃,敢闯敢试,讲究实际操作,还善于借助外部力量。他不满广州干部的“老大”心态,直言要放下架子,向周边县市学习。于是广州政府组团考察深圳、顺德、南海,也北上到上海、大连、青岛取经。学归学,钱却依旧不够。于是他想出“借鸡孵蛋”的办法——向顺德籍的“富亲戚”求助。
他找到的第一个对象是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。两人早在1979年便结识。黎子流给出的条件非常诱人:恒基兆业只要投资,便可享受开发广州地铁沿线土地的特批优惠。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,李兆基很快答应,并掀起大规模在内地的投资浪潮。紧随其后,另一位顺德籍巨头郑裕彤也加入,开发住宅项目并参与投资高速公路、桥梁和电厂等基础设施。
1993年,广州利用外资达到14.64亿美元,比上年翻一番。到“八五”期末,利用外资总额突破110亿美元,是前12年总和的五倍。资金一到位,黎子流就启动了广州人盼了30年的大工程——地铁1号线。
地铁建设是大工程,预算高达146亿元,而市政府专项资金只有90亿。他并未退缩,而是通过地产业巨头缴纳税收返还,补足了缺口。更亲自带队去欧洲考察设备,反复谈判压价。最终,1998年1号线竣工,成本甚至比预算少了20亿。
黎子流任职6年多,广州GDP年均增长19%,1996年比1990年增长了4.5倍。他推动修建快速路、整治珠江两岸、绿化外围城区,为广州留下深远影响。退休时,市人大代表全体起立鼓掌,感谢他对城市发展的贡献。
当然,他的传奇不仅在政绩,也在“广式普通话”上。比如,他本想说“自觉执行人大的决定”,结果口音问题说成了“拒绝执行”,让人大惊失色。再比如,他介绍书记高祀仁,却被听成“搞死人”。类似的笑话层出不穷,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。但他本人看得很淡:“有真的有假的,大家开心就好。”
正因如此,他不仅被记住为一个敢想敢干的实干家,也成为广州人记忆里那个带点幽默色彩、充满人情味的市长。大家怀念的不仅是他个人,更是那个激情澎湃、敢为人先的改革年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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