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粤语里，“生猛”这个词往往带有很鲜活的意味。比如说“生猛海鲜”，就是指那些活蹦乱跳、极具生命力的鱼虾蟹类。若是用来形容人，则通常是指年纪虽大却依旧精神抖擞、敢拼敢闯的人。
黎子流就是这样的“生猛”人物。1990年，他59岁，被任命为广州市长。按理说，这个年龄才晋升副部级干部已算偏晚，更何况他之前的仕途重心是在深圳，本以为那是终点，却突然被调到广州，担子更重。
黎子流早在1951年便投身土改，历经近40年才坐上广州这一大城市的最高行政岗位，可谓“大器晚成”。相比他曾担任过的江门市长，广州无论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分量都不可同日而语，这也让他最初颇感压力。他坦言：“刚当市长时，我不了解广州，广州也不了解我。”
当他喊出“十五年把广州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”的口号时，不少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。可事实是，经过整个80年代的高速发展，到90年代初广州已是全国第三大城市，仅次于北京、上海，经济活力甚至更胜一筹。然而尴尬的是，广州当时基础设施落后，连地铁都没有。原因在于：市财政捉襟见肘。1989年全市财政收入44.55亿，但上缴中央、省里25.86亿后，市里仅剩19亿多。对比之下，周边的佛山、中山、东莞等“小兄弟”反而比广州宽裕。
展开剩余74%面对质疑，黎子流说：“得唔得，不得就翻顺德。”这句顺德乡里的俏皮话，被他当作一种军令状：干不好，就回老家！
他身上有着典型的广式干部特质：学历不高，却思路活跃，敢闯敢试，讲究实际操作，还善于借助外部力量。他不满广州干部的“老大”心态，直言要放下架子，向周边县市学习。于是广州政府组团考察深圳、顺德、南海，也北上到上海、大连、青岛取经。学归学，钱却依旧不够。于是他想出“借鸡孵蛋”的办法——向顺德籍的“富亲戚”求助。
他找到的第一个对象是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。两人早在1979年便结识。黎子流给出的条件非常诱人：恒基兆业只要投资，便可享受开发广州地铁沿线土地的特批优惠。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，李兆基很快答应，并掀起大规模在内地的投资浪潮。紧随其后，另一位顺德籍巨头郑裕彤也加入，开发住宅项目并参与投资高速公路、桥梁和电厂等基础设施。
1993年，广州利用外资达到14.64亿美元，比上年翻一番。到“八五”期末，利用外资总额突破110亿美元，是前12年总和的五倍。资金一到位，黎子流就启动了广州人盼了30年的大工程——地铁1号线。
地铁建设是大工程，预算高达146亿元，而市政府专项资金只有90亿。他并未退缩，而是通过地产业巨头缴纳税收返还，补足了缺口。更亲自带队去欧洲考察设备，反复谈判压价。最终，1998年1号线竣工，成本甚至比预算少了20亿。
黎子流任职6年多，广州GDP年均增长19%，1996年比1990年增长了4.5倍。他推动修建快速路、整治珠江两岸、绿化外围城区，为广州留下深远影响。退休时，市人大代表全体起立鼓掌，感谢他对城市发展的贡献。
当然，他的传奇不仅在政绩，也在“广式普通话”上。比如，他本想说“自觉执行人大的决定”，结果口音问题说成了“拒绝执行”，让人大惊失色。再比如，他介绍书记高祀仁，却被听成“搞死人”。类似的笑话层出不穷，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。但他本人看得很淡：“有真的有假的，大家开心就好。”
正因如此，他不仅被记住为一个敢想敢干的实干家，也成为广州人记忆里那个带点幽默色彩、充满人情味的市长。大家怀念的不仅是他个人，更是那个激情澎湃、敢为人先的改革年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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